白癜风偏方有效吗 http://pf.39.net/bdfyy/bdfyc/150719/4658934.html第六章 父辈的罪孽我不会让你们靠得太近，因为如果有人和我靠得太近，我就有危险。我有被偷的危险。我有被抢的危险。我有被人轻薄的危险。——“蜜桃”，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工薪族那个十岁的女孩坐在一个空着的秋千上，她和坐在旁边秋千上的社工聊着。那个小女孩问道：“你被强奸过多少次？”这个问题问得漫不经心，仿佛只是在谈话中随便一提。社工芭芭拉努力让自己保持镇静。“我说我从没被强奸过，她觉得很吃惊。”芭芭拉回忆说。“‘我以为大家都被强奸过呢。’”她记得那个女孩这么说。“她的朋友们在学校谈到这个，”芭芭拉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是芭芭拉在谈到性虐待大肆蔓延，侵扰美国无数家庭时的一段开场白。那个女孩是芭芭拉在高危儿童辅导项目中的第一个个案，老师们发现学生们有在生活中遇到麻烦的迹象，便把她们委托给社工。芭芭拉在新英格兰的一个镇上努力为十三个男孩女孩提供帮助，其中有十二个人受过性骚扰，她说。她们经常坐在她身边，坐在秋千上，或者坐在车上，对她讲述那段经历，这样就不必看到她的面部反应。那个十岁的女孩正被自己的父亲施暴。后者已经六十七岁了。芭芭拉很好奇她长大成人后会是什么样子。她母亲酗酒成性，她经常出入寄养之家。“这样一个甜美的小女孩，”芭芭拉说，“真的很惨。她能熬到二十岁都算不错了。”熬下去。那是芭芭拉最乐观的一种预测，她的预测差点就对了。十八岁的时候，这个年轻女子怀孕了，而且不清楚三个男人中哪个是孩子的爸爸。在贫困边缘生存的女性中，有很多竟然都是性虐待的幸存者，这令人意想不到。她们遭受的创伤就像一大笔债务，在发生以后的很长时间内把她们压垮。但和债务不同的是，她们不能通过宣告破产来将它抹去。她们的未来因她们的过去而残缺不全，在她们解释自身情况的时候，它会不期而至。有时在我们第一次谈话时，她们就将这段过去坦诚相告，有时在我们见了四五次面之后，她们才会拐弯抹角地说出来。虽然我从未问过那个问题，但是我采访过的贫穷女性终归会提到她们小时候曾经遭受性虐待的事情。我和一位名叫卡拉·金的年轻母亲见面仅半个小时之后，她就告诉了我关于她的故事。我只问了关于她家庭的情况。“我父亲在我还小的时候就猥亵了我，”她直白地说，“我丈夫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当时十二岁。他一整年都在抚弄我。我父亲喝醉了。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醒来的时候，他在我身上，我把他推下去。他说，‘爸爸和女儿就是这样相处的。’”“你知道这是不对的，”卡拉继续说道，“但是你不知道要对谁说这个事情。我待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我告诉我母亲，而她却说，‘那没什么，你父亲喝醉的时候也会对我那样子，不过那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当一名女性对一个陌生人袒露这么令人羞于启齿的耻辱，事情的严重性可见一斑。她在谈到自己生活中的种种缺陷时，总会追溯那些伤害了她童年的人在她身上留下的耻辱印记和令她厌恶自己的感受，这些残缺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她没有选对过男性伴侣，她有很深的不信任感，情感上的疏离，无法产生爱慕之情。看来，那种虐待的影响至深，无法掩饰。性虐待困扰着所有阶级，所有种族。在这个更加开放的时代，更加开放的社会中，人们往往会更加坦率地讨论这个问题，因此美国人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为此感到震惊。受害人克服了她们不该有的羞耻感，控诉神父、叔伯、家人的朋友和父亲们。然而还有很多情况被隐瞒了起来，所以还有很多问题找不到答案。穷孩子比有钱人家的孩子更容易受到伤害吗？物质匮乏的家庭是不是也缺乏保护他们的孩子，让他们免受这种难以磨灭的伤害的方法？性骚扰在不安宁的家庭中是不是更加普遍？这些家庭中只有单身母亲，男友如走马灯一般，有人酗酒、吸毒，还有大人深夜值班工作时间很长，不在家中。众所周知的是，这种创伤和穷人们身上常见的残疾一样，会使人日渐衰弱。无助感会渐渐侵入一个遭受性虐待的孩子的内心。如果像许多受害者声称的一样，这种感觉会延续到成年阶段，那么它可能会摧毁人们的信念，让她们认为生活是不可控的。她们丧失了生活由自己做主的信念，也不相信现在做出的选择能改变今后的生活。一种令人失去勇气的无力感开始出现在她们心中，而且其他不利条件也在剥夺那些身处或濒临贫穷困境的人们做出改变的能力，两种因素混合在一起，侵蚀着她们的内心。童年的性骚扰经历会破坏一个人成年后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从而摧毁一个家庭的经济前景。在所有贫穷家庭中，大约有51%的家庭是由单身女性支撑的，还有10%的家庭的一家之主是单身男性，这就意味着61%的家庭只有一个工薪族，这对收入微薄的家庭来说是巨大的缺陷。那些到头来要照顾孩子的女性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从那些父亲那里得到充足的子女抚养费。一个人无法建立健康的婚恋伴侣关系的原因有很多，性虐待是其中之一。一个受虐待的孩子内心的无力感可能会让其屈服并求助于一种逃避的方式，精神病学家将这种方式称为“分离性状态”，受害者在这种状态下，心理上感受到一种抽离感，听任性侵行为在眼前发生。在遭受其他包括战争在内的创伤的受害者身上也能观察到相同的现象。这种灵魂出窍的体验会给受害者一种获得保护的感觉，其表现是冷淡和情感疏离，这些表现在事件发生之后会持续数年，甚至一生。孩子们尤其容易受到伤害。“在成年人的生活中，重复的创伤会侵蚀业已形成的人格结构，”哈佛医学院的一名精神病学家朱蒂斯·刘易斯·赫曼称，“但是童年时期的重复创伤能形成和扭曲人格。”幸存者的亲密关系是在对保护和关爱的渴望，以及对抛弃或剥削挥之不去的恐惧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寻求拯救的过程中，她也许会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人物，这个人似乎会给她一个承诺，与她建立一段特别的、充满关爱的关系。她一直害怕自己会被操控或者背叛，但是她试图用将她爱慕的人理想化的方式，不让时刻萦绕心中的恐惧靠近自己。然而，那个被选中的人难免达不到她幻想中的标准。当她失望的时候，她可能会激烈地毁谤那个人，而那个人正是她不久前还爱慕着的对象。普通的人际冲突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焦虑、抑郁或者愤怒。在这个幸存者的头脑中，稍有怠慢就会让她想起过往被无情忽略的经历，一点点伤害就会让她想起过往被故意残忍对待的经历……因此，幸存者发展出了一段紧张的、不稳定的关系，在这段关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着拯救、不公和背叛的戏码。以各种形式存在的虐待可能会导致过早的性行为。一项研究发现“情感失依，特别是早年的情感失依可能会使青少年倾向于通过性行为和早孕来寻求情感上的亲密感”。另外一项以孟菲斯城一千零二十六位非裔美国年轻女性为样本的研究发现，非性方面的身体虐待与早孕并不相关，而性虐待则与早孕相关。在年幼时曾受到性骚扰的女孩往往会在年纪较轻的时候就自愿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平均数为14.9比15.6），而且她们怀孕的时间会更早（平均数为16.7比17.4）。“临床医生应当考虑将称自己童年时曾受性虐待的青少年视为过早性行为的高危人群，”该报告总结，“这些青少年们应当接受恰当的计划生育咨询，并参与精神健康咨询，以降低早孕风险。”他们应该这么做，但是很少有人这么做，如果他们是穷人，那就更是如此了。另外，在低收入家庭中，性虐待还会将贫穷传送给下一代。在富裕人群中也有虐待现象，但是尽管他们自己也有痛苦的隐情，小康之家还是有其他方法推动他们的孩子前进。父母的雄心壮志和高期望，成功的压力，受教育机会，追求专业成就的动力，这一切加到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权利意识和机遇。幸存者们参与到令人焦虑的困难工作中，并以此为乐，这在某些家庭中意味着卓越的学术成就。在低收入家庭中的动力系统则大不相同，虐待行为累积起来就是多重压力的连环冲击。研究人员通过投票的方式估计，总体上来说，四或五个女孩中有一个是受到性虐待的，但是这个百分比在低收入单身母亲中可能会升得更高。报道福利改革的记者们遇到过许多贫穷的女性，她们提到自己正遭受性虐待，向自己的母亲寻求保护但却得不到信任，她们的安全感被撕得粉碎，曾经像避难所一样的家也不复存在。当我对一个白人记者说到新英格兰秋千上的那个女孩时，这个曾经就这个主题写过文章的记者露出了困惑的神情。她不是白人吗？他问。她是，我说，那个城镇上基本上都是白人。卡拉·金和其他许多对我说自己曾遭受虐待的女性都是白人。好吧，他承认，他以为这个问题和黑人文化有关。他似乎没料到自己的看法是一种偏见。温蒂·韦克斯勒刚刚停止领取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救助金，在我们进行第二次谈话的时候，她已经计划好了要怎么花手里的那点钱了。在这次谈话中，她开始谈到自己遭受过的强暴，这些经历和她儿时的记忆交织在一起。事情过去将近三十年，她现在已经下定决心要蒙上伤疤，强迫自己从失败中恢复过来，努力工作，尽情欢笑，为自己身有残疾的女儿做一个榜样。她对自己的生母一无所知，只知道自己头四年是在哪两户寄养家庭中度过的。“他们会为了任何一件小事打我们，”她在谈到第一家的时候这么说，“他们有个两岁的孩子。她也是领养过来的……我记得有一天；那简直就像个不断重现的噩梦，好像不肯放过我。（养母）把那个小女孩带到地下室里打。我想是那个小女孩尿在自己身上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上了，她气疯了，因为她得打扫干净。突然之间，我听不到叫声。那个女人上了楼，但那个孩子没有。我害怕了，我猜她看到了我脸上的表情。她说：‘怎么？你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我记得我对她说的是不想。她叫人来带我走，他们来了，然后我就到了下一个寄养家庭。”温蒂一直不知道那个小女孩活着还是死了。第二个家也没有给她提供庇护。他们还领养了一个叫宝拉的孩子，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儿子，他们对这两个儿子管得很松。“这几个男孩经常把我和宝拉带到地下室，脱下我们的裤子，做——”温蒂没有把话说完，“一些让你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事情，不管年纪多大了也不会。永远不会忘记。到死的那一天，你也不会忘记。”然后她又得救了，这次她被一个离了婚又没有孩子的女人收养了。“她收养我的时候说我看起来就像有厌食症的人，”温蒂回忆说，“她说我的头发乱七八糟，衣服很脏，而且她说我的牙齿发绿。她说这些牙还在我嘴里可真是个奇迹。她说，‘是我救了你。’”但事实证明，她没有完全得救。她的养母经常把她扔给保姆，这使温蒂经常和保姆的儿子们待在一起。“他们经常做同样的事情，”温蒂记得，“把我带到浴室之类的地方，让我做奇怪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肛交体验。我想我当时才上二年级……我妈从来都不相信我的话。她不相信我，认为我是在撒谎。因为当她问那个女人的时候，那个女人完全不知情。”和许多遭受虐待的女人一样，温蒂在和男人相处方面有问题，在处理亲密关系方面有问题，在信任和爱方面有问题。她的母亲竭力争取让她不要走上贫穷的快车道。怀孕，未婚生子，退学，和残暴的男人混到一起，围着救济金打转，在低收入工作中换来换去的青少年往往会走上这条道路。她母亲盼着她能上大学，而且温蒂已经被霍华德大学录取了，但就在她高中毕业的那一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很害怕，不敢告诉她的母亲。她刚把事情告诉母亲，她母亲就坚持要她去堕胎。温蒂反抗了，然后还是心有不甘地去做了手术。后来医生告诉她，她怀了一对双胞胎。“手术后，我回过身，那些人体器官都装在一个瓶子里，”她记得清清楚楚，“我觉得那真是太残忍了，如果你要让我经历那样的事情，就不要把结果摆在那里。”温蒂和她的母亲之间裂开了一道缺乏尊重的鸿沟。每次怀孕都没有好下场，就像每段关系一样。没有一样是能开花结果的；她很多年都没有生孩子或结婚，没有成功怀上孩子，也没有得到温情的爱侣。一个孩子夭折了。温蒂解除过一次婚约，因为那个男人打了她。因为害怕再有孩子死去，会因此痛苦无依，所以她堕了两次胎。她孤身一人，与养母关系疏远，经济状况不稳定，付不起霍华德大学的学费，只好转到了哥伦比亚特区大学，又在拿到学位之前退了学。然后她遇到了另外一个让她想嫁的男人——在她发现他的缺点的时候，她取消了婚礼仪式。“好像是在婚礼前一周左右，”温蒂说，“我发现他在吸毒，我只好放手。但是我肚子里还有孩子。我最后还是失去了那个孩子，那孩子死了。那孩子活了八个小时，然后死了。”她在美国机场、肯德基和其他地方打零工，但她赚不到足够的钱买自己的房子。她和不同的男人搬来搬去，有时候她会无家可归，住在收容所里。她又怀孕了，她决定这次即使孩子的父亲不愿意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她也要一个孩子。“我说如果我把她甩掉，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如果我让这种事情发生的话。而且我许下了诺言，不再做这种事。我必须告诉自己：停止奔跑。恐惧现在应该结束了。处理这件事情。在我怀孕的整段时间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爱这个孩子，照顾这个孩子。”这是个女孩，她给她起名叫琪雅拉。这孩子提前了三个月来到这个世界上，重两磅一盎司，在温蒂还住着收容所的时候，她出生在医院里。“因为我无家可归，所以她们把我看得粪土不如，”她说，“那些护士好像以为我啥都不懂，我就是从街上来的某个蠢家伙。”她为自己说话，强调他人要尊重她。她没有得到过尊重。她女儿的诞生不是一件喜事。“因为她太早就要出生了，他们一个劲地告诉我，我的子宫没在收缩。我宫缩三天了。他们一个劲地说我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说我感染了。我告诉他们，如果我感染了，那这种抗感染药我都吃了三天了，怎么还是那样呢？……他们一把我接上检测仪就走了。我无法呼叫护士。一方面那个设备坏了。他们没来检查确认我的情况是否正常。然后我只好拿上两个监测仪，裹着被单，走到走廊里，从走廊一直走到护士站，说：‘拜托，我已经呼叫你们三个小时了。我的胎心监测仪需要多点润滑剂——这个监测仪在嘟嘟响，我都快被它搞疯了。我的子宫在收缩。我需要有人来检查确认一切正常。’你懂的。”“她们说：‘那你干吗在走廊里？’”“我说：‘因为我一直在拼命引起你们的注意。我一直在大叫。我不应该大叫的。’……我说：‘你们对我就像对自费病人(1)一样，对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她出生……看到了吧，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没钱的人的。”然后那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了。她被告知，收容所不接受新生儿，而那医院里出来就得送去寄养家庭，直到温蒂有地方住为止。“我对他们说，‘没门儿，’”温蒂说，“‘除了我之外，谁也不能养我的孩子。我在寄养家庭待过。我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只有一条路了。“我咬紧牙根：打电话给我母亲。我说：‘喂，我生了这个孩子，我知道我们有分歧，但是除了我之外，我不会让其他人养我的孩子。’我说：‘我需要在你那里待到我找到公寓为止。在我听够你絮叨之前，我会去找一间公寓的。’我就这么做了。我母亲同意了。我想那是我第一次从我母亲那里得到了尊重。”第二个打击来了：琪雅拉八个月大的时候被诊断，她因出生前或出生时受到大脑损伤而患上大脑性麻痹。这个小女孩长成了一个可爱的、爱笑的、流着口水的孩子，她到了蹒跚学步的年纪——只可惜她无法学步。她永远也无法行走；她注定要坐轮椅。她快四岁的时候几乎连话都不会说，而且她的话从来都说不顺。如果不是有这些残疾，那种典型的模式也许就会被打破，因为琪雅拉的经历和温蒂早年受到的创伤完全不同。“我打琪雅拉的屁股，”温蒂承认，“但是她绝对，绝对是做了什么错事。我不会为了一点小事就打她屁股。我可能只会拍拍她的腿。我不会用皮带。我不会用板子。”温蒂认为，她母亲用严厉和担忧的方式表现了母亲的爱，不管她付出了多少，那都是对她早年受到的一些剥夺和虐待的补偿。但即便是在她努力扮演一个慈爱的母亲角色时，温蒂还是无法从受虐的过去中脱离出来，这段过去成为她和男人建立爱侣关系的障碍。到她终于要结婚的时候，她还是选错了。她的丈夫患有躁郁症，他不帮她，反而还和她作对。结婚两个月后，他从一家熟食店辞职了，因为他“想靠我吃软饭”，她说。他们生了一个健康的宝宝，但是他坐在家里，不愿意帮她照顾孩子，抱怨她做的食物不好吃，还异想天开地想象她和办公室同事在打情骂俏，醋意大发地打电话恐吓她的同事。“他非常没有安全感，”温蒂说，“他会对我发脾气，因为我一直叫他‘把你的黑屁股从这里挪开，去找份工作！’”他喝醉了，他想打她。“我把他鼻涕都打出来了，”她说着，愤怒地大笑，“我抓起电话对准他的眉心就是一记。”她又大笑了起来。“我一拳打到他的脸上，我还想用衣架把他勒死。”她很爽地咆哮了一声，“我用一个煎锅打得他晕头转向……那是一个旧的铸铁煎锅。”她一直笑，一直笑。他逃走了，而她提出了离婚申请。人们常常会发现，从性虐待中熬过来的人对自己的孩子非常有保护欲，有时候保护得过了头，他们对孩子不停地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会摧毁年轻人探索和学习的创造性倾向。温蒂有一些焦虑的表现，但是很难说其中有多大成分源自她自己的过去，有多少是由于她的大女儿的疾病。温蒂宠溺着孩子，尽职尽责，她决意要让琪雅拉生命中的所有可能性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就像她这么晚才开始努力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一样。她现在有了一个以身作则的理由。“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们的不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挫折或者其他什么事情。需要有一个真正的强者去克服那些事情，”温蒂勇敢地说，“我要让她看我怎么克服困难，我希望这样能给她影响，鼓励她去克服自己的困难。”“叫我蜜桃。”说这话的女人带着冷酷的痛，左颧骨上有一个小小的伤疤。她一定是选择了用讽刺或渴望来伪装自己。她伤得太重，太过鲁莽，经历太多，被吓得太惨，太老于世故。她住在一个流浪汉收容所里，为华盛顿特区里的一家高级律师事务所做复印工作。这份工作让她感到很愉快，让她渐渐获得满足。她工作的那间办公室所在的地方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神殿。宽阔的大理石大厅四周环绕着巨大的柱子，棕榈树排成的幕墙，还有水晶般的玻璃塔，顺着玻璃塔望出去，能看到天空和大厦的群景。她住的地方位于一个危险的社区，那里有很多穷困潦倒的女人，她们会偷别人的食物。“我不知道我父母是谁，”蜜桃说，“收养我的人在我五岁之前就死了。”接下来收养她的那个家庭在马里兰州的东海岸地区，这个家庭里的人对她施以残忍的打击，让她渐渐变得软弱无力。他们和她一样，都是黑人，但是显然他们没有那么黑，因为他们嘲笑她的肤色。“我曾经被锁在房子外面，他们说我是无足轻重的人，”她说，“我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又黑，又丑，又瘦骨嶙峋——总之一钱不值。该死的，我就生存在那样的人家里。”而她的生存价值就是养活这家人。每个夏天，她说：“我从八岁开始就在工厂干活，把滚烫的热土豆装到桶里。把它装到桶里，那温度把人的皮都给烫掉了。就是你现在拖地用的桶那么大。你装一桶就得10美分。一会儿把桶推过去，一会儿把桶拉过来，一会儿把锅子拿起来，一会儿把锅子放下，我就做这些苦工，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那是非法劳动，但是我只能工作。那就是我的夏天。”她的身上依然带着养母加在她身上的惩罚标记。“我的胳膊上都是伤疤，”蜜桃说，那些伤疤形状扭曲，像锃亮的金属。“我熨领子没做对，被烫到了，因为我做得不对……如果我到旁边喘口气的话，会被鞭子抽的。”青春期突然到了，她茫然失措。“他们根本没有告诉我任何情况，”蜜桃回忆道，“我是个女人，和所有年轻女人们一样，我的身体开始产生变化，我开始有月经周期了。我不知道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没人告诉过我。那就好像，‘你刚才干了什么？噢，赶紧的’。没有那种‘喏，你就是这样的，这正是我所期待的，你是个大姑娘了’。”她的悲惨遭遇没有随着童年的逝去而完结。她没有提到性虐待，但是身体和情感上的连续打击给她带来的痛苦还在持续冲击着她的内心。“人们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她说，“就好像‘你表现得像是没和人交往过，你有残疾’。好吧，我的确没有。我没去看过电影，我没去看过马戏。我的女朋友请我去看马戏，当时我二十几岁，大概二十七岁……我哭了，因为我从没去看过马戏。那对我来说是新鲜事。我确实没有和很多人出去玩过。我以前都待在家里，因为我没有什么选择。”“我还对自己有了其他的一些发现。当人们谈论他们的朋友、好友、他们从高中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的时候，我都没什么可以和他们交流的，因为我没有发展过那些友情……前两年我上了一个兼收黑人和白人学生的综合学校。好吧，该死的，我在黑人中间都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这样你就知道，我在白人中间更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所以我更加孤立……我不知道我有什么价值，因为他们总是告诉我，我一钱不值。”蜜桃高中毕业之后，那个寄养家庭把她踢了出去。“我第一次上床就怀孕了，”她得到的是一顿责骂，她说，“‘你就像你妈，不好，等等等等’。我就好像，嗯，不好意思，没人会真心愿意坐下来谈谈我的事情，让我觉得自己值得他们花点时间来解释什么，所以一个比我大的男人和我上床了。我不喜欢。很疼。”她没有生下那个孩子，不管是这次还是后来怀孕都没把孩子生下来。她参加了就业训练团(2)，在那里，她被一个皮条客强奸了，那个人想让她当妓女，她一下子就坠入了地狱。在这个过程中，她拼命抓住任何一点自立的机会。“我已经卖身了，”她坦承道，但她强调不是为了皮条客，她的老板就只有自己，“我不觉得自己是在为其他人做这件事。”蜜桃不顾一切地寻找一丝关怀，她一再选错男人，在梦想和恐惧之间被无情地打击——她梦想着能过上田园式的家庭生活，但又唯恐创建出一个像她的寄养家庭一样的家。“我怀过好几次孩子，但是有件事情让我不愿意生下孩子，因为这些事情在我脑子里回放着。如果我不能像我想象的那样，有个电视里那样的男人，那样的家——他会对我说，‘嗨，宝贝，我在家’，而不是‘他妈的，你怎么怎么样’，……我就不会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她称，“好，我想要的是那种教科书式的家庭，有丈夫有妻子有个家，可能还有一只狗和一只猫，两个孩子，一辆车和一间房子。但我从来都把握不住。我永远都把握不住。那些东西都从我手中溜走了。我争取过，哭过，我为此苦恼，但是它还是离我而去，因为我身后跟着太多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是在熬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就这么工作，去喝酒，每个星期六都去寻欢作乐……如果有人来到我生活中，哪怕他们只是假装爱我，我也会配合的。我会付出，付出，付出，付出，直到我受伤。事实确实如此。我受伤了。”由于自我意识淡漠，她自然而然地被那些喜欢控制她的男人吸引了——那些明显无法控制他们生活中其他东西的男人。其中一个男人和她分分合合地过了很多年，这个人也和她一样，认为她是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人。“那个曾经和我在一起的先生让我情愿自己躲到墙里去，”她说，“请不要再让他对我说什么了。”如果她穿上毛衣，他会说，“你用不着那个。脱下来。”如果她离开那间房子，他会大吼：“你要去哪里鬼混？”“我只好偷偷溜出去，在街上打电话，”她说，“如果我要甩开他，他会跟在我后面。回头看看，我究竟是怎么落到这步田地的？我能做什么？‘不要坐在这里，不要坐在那里’……我换了一个又一个男人，他们都没有把我当回事。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是个好人。好吧，也许我不是个好人。你明白的，也许我有问题。好吧，我有问题。我经常都听别人这么说。我要疯掉了。”蜜桃渴望得到一个男人的爱，但她不但被这个男人抢了钱，还被他揍了。“看看我还留着的这几张照片，”她惊讶地说，“我不是个难看的女人，我有段时间还是个很漂亮的女人——身材曼妙，长发披肩。但是我从没那样觉得过，因为如果有人打我相貌的主意，那他们想从我那里得到的就只有我的身体了。如果我不给，那好，我就没用了。”雇主们把她用完之后，也将她弃之如敝屣。“我真的和别人合作得不太好，这把我给耽误了，”她解释道，“因为我不太明白和人打交道的那些门道。”为了挣到比最低工资多一两美金的薪水，她觉得自己在罗德与泰勒百货和其他店里做女装销售工作做得挺好的。但是她得在冬天的拂晓时分和夜晚等很长时间的公共汽车，这让她的哮喘加重了，她因此旷工并被解雇了。这又是一个几个不相干的问题产生深远影响的例子：糟糕的公共交通导致健康问题，造成失业。“我酗酒了。我吸大麻了——谢天谢地，没有试其他东西，”她说，“我每个周六都狂欢，中间几乎没停过。”她最后沦落到了这个国家首都的街头，她的邻居们对她视而不见。“他们一个字也不会说。他们看到我走在街上，浑身脏兮兮，乱糟糟的，他们不会说：‘你咋啦？你要吃三明治吗？’那些人我都认识。他们甚至认不出你，说‘女士，抱歉’之类的。我就是个透明的人。”她偷偷溜进了一个还没建好的地下室去住。然后她进了一个可怕的收容所，在那个收容所里：“我拿到的罩床垫的床单像威化饼那么薄，上面还血淋淋的。我把床单抖开，上面还有老鼠屎……他们给你食物的时候，你只能有一个盘子，连餐具都没有。但是我快饿死了，因为我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所以我坐在那里拿手抓着就吃起来了，我想了想，我说，‘我不能这么做。’所以我回到了那个还没建好、充满尘土的小地下室里待着，花了我身上那一丁点钱，买了一条毯子，因为我很冷。”后来她暂时回到了一个性格暴躁的男人那里。“因为我需要有个洗澡的地方，我挨着墙爬过去，希望，祈求他不会碰我……他把我赶回了大街上，我在街上走着，把能吃的都吃了，买到什么就吃什么。我的意思是，当你流落街头的时候，钱流得很快。”她靠盗窃为生，但是她觉得这很掉价，所以她都是小偷小摸，这和她对自己的轻蔑态度正好相配。“我偷过食物。我偷过衣服，”她承认，“这没什么刺激的。因为，听我说，我没有，从来没有进过高级商店。”她轻笑一声，“如果我是个又黑又丑，腿瘦得像柴火的小人，那我就配不上那个。我不可能到那里去。但是你知道，我可以到麦克布莱德商店去，我可以到凯马特超市去，偷点衣服……我不会偷牛排，我会偷博洛尼亚香肠。”她尽情地，用力地嘲笑自己。“我这个人不够好，所以连偷东西也不能偷好东西。”她的笑声越来越大，直到她的话都变得含混不清，上气不接下气：“如果我要偷东西的话，我起码可以偷块牛排，而不是博洛尼亚香肠。该死的，我可以花99美分去买点博洛尼亚香肠！”父亲和母亲的罪孽有很多种形式，不仅仅是性方面的虐待，那些施加在儿子和女儿们身上的罪孽还可能导致自虐。在他们的心中本该建立起自我价值观的位置留下了一片空白，像空气流入真空一样，酒精和毒品立刻流进了这片空白，迅速摧毁了一个正常家庭的亲密感情。而童年阶段会对成人阶段产生影响，令那些主题回响，重演，因此，一个年轻人被忽略和残暴对待的经历最后会决定她养育自己孩子的方式；这种伤害可能会一代一代地传播下去。玛奎塔·巴恩斯不是很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但是她看到她的家庭生活从祖父祖母那个年代起开始四分五裂，她担心这些失败会延续到她的孩子身上。她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在华盛顿的纯蓝领区有独户住房，在那里住的非裔美国人中，有很多人都在做稳定的公务员工作。但是，二十年后，玛奎塔住在公屋社区。不久前，那里刚有一个年轻妈妈被飞车歹徒开枪打死了。玛奎塔像是生怕把外面的世界放进来似的，她的百叶窗一直都是拉下来的，窗户紧闭。没有新鲜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来驱散气味污浊的黑暗。她很别扭地坐在一张可折叠的金属椅子上。小厨房里的自行车上耷拉着衣服，洗好的干净衣服叠放在她客厅的褐色长沙发上。她有一只灰色的猫，一只鱼缸，装在硬纸框里的孩子们的照片，还有一个永远不停地响着的电话。电话经常是找她十几岁的女儿的，玛奎塔的女儿步了她的后尘，从高中退学了。这个阴沉着脸的女孩发出了一个简短的单音节，应了她母亲和其他人一声。这个家庭曾经让美国梦实现过。经过三代之后，现在这个家族是第四代。和这个国家对社会地位上升的乐观理念相悖，这个家族的成就和经济情况每况愈下。“我一直认为我祖父母很富有，”玛奎塔说，“每次我们到那里去，都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你知道的，有很多吃的。我祖父母有七八个孩子，但是日子还是很富足。”她的外祖父母“也一直很有钱”，她记得，她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是她祖父在车库里“自创”的工作室，里头装满了“可以胡乱摆弄的东西”。这些回忆让她放声大笑，笑声中充满了怀旧的温情，在后来的生活中，她无法唤起这种温情。据玛奎塔回忆，她的祖母是一名护士助理，祖父在水务部门工作。他的儿子——玛奎塔的父亲追随了他们的脚步，但是安稳的工作和家庭就此到了头。她的父亲从来没和她母亲一起住过，而她母亲打的是临时工——在政府印刷局工作并且做洗衣工——因此她和孩子们有时要靠救济生活。“我妈是个酒鬼，”玛奎塔直言不讳地说。身为三个孩子中的长女，玛奎塔不得不肩负起和她年纪不相称的责任，还有讨厌的尴尬。当她的母亲喝得烂醉如泥，不做家务的时候，玛奎塔带着她的弟弟和小妹妹去杂货店买东西。她到邻居家里去找她母亲的踪影，一家一家地敲门，威胁说要去报警，以求让她在酩酊大醉之前回家。“我不想让我的任何一个朋友看到她那个样子，”玛奎塔说。背负着成长负担的孩子是无法取得成功的，而那往往是她们的第一次失败，也是缺陷的根源。“我跑了很多次，”她回想着，“我跑了很多次去和我父亲在一起。而当我去和父亲一块住的时候，我又不想和他在一起了……我去和我的祖母一块儿住。我最终回到了我母亲的身边。（后来我）又去和我的几个朋友一起住，结果发现和我一起住的一个好朋友的侄子晚上想钻到我床上，我把这事情告诉她，而她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这个小男孩想和你睡一张床呢？’于是，好吧，我只好离开这里，你懂的。那是一种煎熬。我和我妈妈，我们从来都不能好好相处。我猜，那实际上只是因为我想要一个正常的家庭。”她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家庭，那只是苦难的记忆和可望而不可即的设想。“其实我有时候会为了没有帽子之类的东西而觉得难为情，”她回想道，“总是发誓等我能自己做事的时候要带走我的弟弟和妹妹，他们会和我生活在一起，一切都会好得多。”渐渐地，那些长辈们都去世了，还在世的长辈也日渐疏远，玛奎塔被遗弃在地狱的边缘，就像她所说的，“基本上只能自己照顾自己”。照顾自己是一种可怕的要求，它会令一个孩子感觉无力。在这方面，玛奎塔做得不太好。她反而踏进了更深的深渊：她初尝禁果就怀孕了。在她大二那年的10月份，她退学生下了孩子，这是她的四个孩子中的头一个，四个孩子的父亲是三个不同的人。她没想过堕胎，而她的理由和那些青少年的理由一样，她们把自己的宝宝看成是成熟和独立自主的标识：“我可以对我妈说，‘我现在是大人了，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我有了一点收入，我现在做事情有些分量了。’我猜就是那么回事。”玛奎塔依靠救济金过日子，由于贫穷，她不得不住在布伦特伍德，那是华盛顿的低档社区，毒品肆虐着整个社区。她把那里叫作“陷阱”，因为那里束缚了她，吞噬了她的梦想。一个社区可以产生深刻的影响，它能决定你的邻居、朋友、娱乐活动和诱惑你的事物，而这个社区令她付出了代价。因为无事可做，玛奎塔天天都泡在毒贩和瘾君子的圈子里，他们聚集在一条声名狼藉的商店街，堵在她所住的大楼的过道上。“我想我当时应该是二十七岁，”她说，“我最后还是吸了毒。我陷进去了……我开始沉迷于那些真正带劲的，吸可卡因，吸大麻卷烟之类的东西。”第一次吸食强效可卡因的兴奋感是令人吃惊的，也是难以形容的，之后她就一直在寻找开始时的感觉。“你就是在一直追逐那种感觉，因为你从来都得不到第一次时的那种兴奋感……你尽力寻找那种兴奋感，但你从来都做不到……我会为我想要的东西做任何事，比方说，我会卖掉我孩子们的东西，圣诞节的东西，我所拥有的任何东西，从某人那里弄到钱。”瘾君子们说，强效可卡因甚至会抹杀最强大的母性，这种事情就发生在玛奎塔身上。她的孩子们渐渐忘记了她，她从公寓里被赶了出去，而且被街边的一个男人骗了。虽然她的孩子们还和她在一起，但是他们的情况让玛奎塔的妹妹和一个女朋友非常担忧，她们给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儿童和家庭服务机构打了电话。“我当时还在吸毒，”玛奎塔说。当那些调查员们到的时候，她已经有两三天不在家，在外面买强效可卡因，吸毒。她回来时发现孩子们都走了，最大的那个和一个姨妈住在一起，儿子送到了他父亲那里，最小的两个被送到了一个寄养家庭中。那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还不足以把她从毒瘾中打醒。那是后来的事情，也只有到了那时候，她才会问自己有哪个人能受得了“你做的事情和你让你的孩子们经历的事情”，她就是这么对自己说的。“我怎么能做出那种事呢？”一个重新找回自我的瘾君子或者酒鬼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往往会把这个故事塑造成一个道德传说，其中有很多宗教寓言的元素：诱惑、堕落、忏悔、赎罪、拯救。所以，举个例子来说，就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约书亚的男子学他父亲酗酒成性，还经常无家可归，神志不清。有一年的平安夜，他和好友在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狂饮，他不省人事，鞋子和大部分的衣物都被脱了，等他醒过来时已是圣诞节，医院里，医生们还在奋力抢救他冻坏了的双脚。每只脚的一半都已经被截除，这足以让他醍醐灌顶，重获新生。医院的时间也是接受强制脱瘾的时间。他戒除了酒瘾，还找了一份维修工作。所以，同样，玛奎塔也要跌到谷底才会重新浮起来。在谷底，理智和常识如一道道闪电划过。她认识到了两件事情，这让她如梦方醒：第一，她的毒瘾已经让她失去了父亲的爱。“当我开始吸毒的时候，我们的关系枯萎了，”她伤心地说，“那让我很受伤，因为我过去一直是爸爸的小姑娘。他会为我做任何事情。”第二，医院里，这既洗净了她的身体，也洗净了她的内心。“一天晚上，我跟着那个家伙走了，”她说，“他给我买了点那个，等我们到了他的房子里，我只好和他做了那种事，然后他去睡觉了……我拿走了他的钥匙，拿走了他的车，去给我自己买了点那个。我的本意是好的——要把他的车带回来。”但是当她到了那个贩毒地段后，她让那里的人帮她把车停好，结果他把它开走了，打开行李箱，偷了她朋友的工具。她暴跳如雷，一拳打穿了一扇车窗，一腿踢碎了另一扇车窗。她正在兴头上，所以感觉不到疼痛。“我的手在流血，腿在流血，但我还是想吸毒，医院，少来这一套。”然后那辆车的主人出现了。她准备好了要被他揍一顿，结果想不到医院去了。这份善意如此强大，穿透了她心上层层的茧，让她的心软化下来，开始反省。“那触动了我的心，你明白的，因为大多数人会想要把我打得屁滚尿流。”她对她自己说：“我不需要更多神迹或其他的东西了——我不想死。就是这样。”寻求治疗的瘾君子人数远超病床数量，所以那些治疗中心会很挑剔。他们会找那些毒瘾很重的人，所以玛奎塔打算把她自己描述成那样的人。她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治疗项目，那个项目不收钱，然后她一天又一天地打电话过去，直到她的决心打动了收病人的人。当病床终于向她开放的时候，她参加了一项为期五天的脱瘾治疗，然后是二十八天的康复治疗，又在过渡宿舍过了一年。相比之下，那些有钱人一般都可以花钱请人帮他们治疗。玛奎塔的治疗中心离她的瘾君子朋友出没的旧街区很远，这就给她加上了一个关键的隔离网，把她和那些损友们构成的人际网络隔离开。对那些想要戒除这个习惯的人来说，脱离吸毒人群是关键的一步，但是那也意味着形单影只的痛苦。因此，玛奎塔基本上就只能孤孤单单了。她没有完整的家庭，所以有好几年她只能依靠一个模拟“家庭”，也就是一个每周来探视一次的戒瘾者支援团。随着她一点一点地取得进步，她一心一意把眼睛盯在要回孩子的目标上。幸运的是，在照顾他们的地方，他们逃脱了温蒂、蜜桃和其他人所遭受的伤害。玛奎塔的两个最小的孩子被送给了一个养母，她对他们悉心照料，而且她变成了玛奎塔的捐助人、朋友和知心女友。“她是我的上帝赐给我的福气，”玛奎塔称，“她说：‘我会告诉你能做什么。你可以到我家来，而且你可以帮我照看孩子们。照看我自己的孩子和收养的孩子们！’”她非常慷慨大方，每两周付美元给玛奎塔，这让玛奎塔受宠若惊。“她就像我的第二个母亲。她是个很好心的人，”玛奎塔时隔四年之后这么说，“我们一起去很多地方，一起做很多事情，我永远爱她。”从这位养母身上，玛奎塔学到了如何为人母。但是她也需要钱，她没有一张高中文凭，甚至连普通同等学力证书都没有，她的工作前景很黯淡。从戒毒治疗中走出来之后，她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疗养院找到了一份洗衣和清洗浴室的工作。她得到了一间公屋社区的公寓。她把她的四个孩子全都要回来了。由于孩子们又开始由她照料，没有车的她到贝塞斯达上班要花很长时间，这变得很累人。六七个月之后，她换了一份工作，在赫克特百货商店的仓库做事。在那里，她给商品贴标签，还给拖车卸货，一小时收入是7到8美元。但她每去一趟都要换乘好几辆公交车，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工作时间不固定——上一两天班，然后直到周末都无事可做，然后下周全七天都要工作。这份工资太低，工作时间也太分散，她赚不到几个钱，为了这个时不时地不在家，不值得。她算了一下，领救济金还好些，所以她回去领“P.A.”了——她是这么叫公共援助金（publicassistance）的。如果没有年的福利改革法，她很有可能会一直那样度过许多年。福利改革法要求她找份工作。但如果这项改革还要求她去学习并拿到普通同等学力证书或者接受培训，学些能帮她挣钱的技能，那么可能会对她产生更重要的影响。她参加过一次普通学力证书考试，她的数学考砸了，而且她怕要花20美元再参加考试。“我就是玩不转数学，”她说，“说到数学，我在那方面一直都是个睁眼瞎。我会做一些题，但是当我遇到分数和乘法时，我就被难住了。”不过她也有计划。“我可以花20美元去参加普通学力证书考试，”她说，“所以除非我不敢去做这件事，否则没有什么真的能阻止我的。”什么时候呢？“我不知道。可能这个月，可能下个月。应该是下个月。”这番话过去了四年多，她还是不敢再去试着考一考。当福利救济逼着她走进职场的时候，她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的时薪就只有6.15美元，一天四小时做传真、文件分类、收发邮件、复印的活儿，还有就是在大都会男孩女孩社团的接待处坐着。这是一份没有升职希望的工作，就像尽头没有光线的隧道。事实上，那份工作连隧道都算不上，那只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接待处，她只能坐井观天，没有出路。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她的妹妹——那个曾经救了玛奎塔的孩子们的妹妹——现在迷上了毒品，流落街头，住在破房子里。所以玛奎塔救了她妹妹十几岁的儿子，把他带到她的小公寓去住。他们在那里等待她的妹妹跌到谷底再幡然悔悟的那一天。更糟糕的是，玛奎塔的女儿奇约娜开始走玛奎塔的一些老路。这个姑娘讨厌学校，初中就退学做清洁工。玛奎塔看着自己的错误重演，心中悲愤交加，她请求奇约娜回到课堂中去。这个姑娘固执地拒绝了。玛奎塔指出，至少她没有怀孕，但是这个安慰也没持续多久。几年之后，奇约娜就生下了一个私生子，两年后又生了一个。她靠救济金过活，这个毛病就这样直接传了三代人。“不好，”玛奎塔悲伤地说，“真的不好。”然而，最新的一代也正在分岔路口分道扬镳。种种错误的决定和破坏生活的连串失败就像一条通往贫穷的快车道，在这条快车道上出现了一个偶然的、由一个个明智的选择和小小的成功打开的出口。奇约娜似乎在迅速滑向一生的贫穷，而她十几岁的弟弟加里则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这都多亏了玛奎塔和加里的父亲走了明智的一步。在她四个孩子的三个父亲中，只有这一个是能帮她的。玛奎塔正式宣布，奇约娜的父亲“去世了”，还有一个“被关在监狱里”。但是第三个父亲，也就是加里的父亲很关心她们的情况，他提供了自己在马里兰郊区的地址，这样他的儿子就可以报名进一所好高中，避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社区环境。玛奎塔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机会——不仅是为了能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也是为了能把他从这个毒品横行、像漩涡一样的社区拉出去。此举奏效了。加里毕了业，还继续到内布拉斯加州的大学上学，而且他开始考虑成为一名教师。然后玛奎塔自己也找到了一个出口。她为了能考到商业驾驶执照而努力学习，在试了三次之后，她通过了考试。尽管无休止的加班让她的孩子们吃了苦，而她也不喜欢信件分类和送信的苦差事，但她还是到一家邮局去工作了。然后她开始为华盛顿公立学校系统开公共汽车，工作轻轻松松，薪水是每小时15美元，还有福利。一切都进展顺利，直到她有一天早上把孩子们送到学校之后，她倒了霉。她忘了检查孩子们是不是都下了车。在后座的一个小男孩睡着了，直到她把公共汽车开回车场的时候，她才发现他在那里，在一个座位上平静地打着盹。她直接把他带回了学校，但是不管怎么样，她已经违反了一项重要的制度，她被开除了。如果在过去，她也许会静静地躲回福利救济人员名册里，但是在现行法律下她没有这个选择，所以她在一家私立学校找到了一份司机工作。她说那是“一辆贵宾公车，一辆装着三十五个乘客的豪华公车”，她每天把孩子们送去学校，再把孩子们接回来，每小时挣13美元，但是没有福利。这些养尊处优的孩子们从来没看见过她的伤疤。玛奎塔的母亲，也就是在她的童年造成关键真空的人，在五十九岁时患肾病去世了。不过，她的去世并没有抹掉过去。“看看《圣经》，”玛奎塔说，“你是我父亲，你犯了那些可怕的罪行或者这类事情，或者你身负罪孽，如果这个家庭不走正道，那么那份罪孽就会传下来。它就这么继续着。有时候它会延续下去。它可能会跳过几代人，传到另一代人身上，你懂的。”她笑了，笑声很酸楚。它就这么继续着。当一个孩子自己变成了母亲的时候，那些帮助孩子应对性虐待或者肢体虐待的心理技巧就没用了。那种疏离反应，那种情感封闭干扰着长大成人后的幸存者对自己孩子的反应。她可能会很戒备而且保护欲太重，感情淡漠，欠缺能力，无法保持同理心。日常的压力可能会重新激起创伤后综合征。在此要强调一遍，这种动力系统可能会随社会经济水平改变。尽管一个养尊处优的孩子可能会因父亲或母亲缺乏管教能力而受伤，但是他有接受良好教育、特殊服务、治疗和其他方面的机会，这些可能会让他比那些与他有同样遭遇的、生活在贫困中或者贫困边缘的孩子更成功地渡过难关。没有优裕的家庭环境的保护，没有成就和雄心，一个孩子会被暴露于危险的境地之中。这并不意味着穷人父母就肯定比富人父母差。这里指的是父母失职在贫穷条件下产生的伤害会更大。一个家庭就像一栋房子，它只能经得起它的构造和维修情况允许范围内的风雨；在穷人四周肆虐的暴风雨会考验任何建筑物的韧性。就像各个阶层的美国人从他们国家的高离婚率中了解到的一样，家庭实在是一样很脆弱的东西。在对贫穷问题的讨论中已经没有能够让人心潮起伏的话题了，因为长久以来，贫穷家庭一直被打上了不正常人群的烙印。父亲是一个酒鬼或者吸毒的废物，如果他真的还在的话；还有不是愤怒的泼妇就是唯唯诺诺的无能者的母亲。这些父母不读书给他们的孩子听，不重视教育，不进行道德教育或做道德示范。这就是贫穷家庭的形象。在画面之外还有无私付出的祖母们和心怀热爱的父母们，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做出聪明选择的明智成年人，愿意提供援助的亲戚们，如果这个社会能提供更多的帮助，他们全都是可以克服障碍的。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争论的两个极端，前者不想看到不正常的家庭，后者则不想看到除此之外的其他部分。根据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有害的育儿方式既不是贫穷的起因，也不是贫穷的唯一起因。这两种成见都不对。在我置身贫困边缘做出的研究中，我没有见过几个成年人是没有童年问题的，而且我发现那些过往的经历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它们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困难交织在一起，比如金钱、住房、上学、健康、工作和邻里关系等互为强化的困难因素。罗伯特·尼德尔曼（RobertNeedlman）博士曾描述过这些交互作用，他是克利夫兰的一位从各个社会经济水平观察儿童行为的儿科学家。“糟糕的育儿方式可以导致严重的行为问题，其中的部分问题就是注意力难以集中，”他说，“一个心理非常健康的孩子才能够上学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教师身上，在乎教师的话并做功课。能这么做的孩子是健康的。糟糕透顶的育儿方式会令他们做不到。”那么，有什么能避免糟糕的育儿方式呢？“如果你能得到充分的休息，那么当一个好父母是很容易的事情。你能请得起保姆，有人帮你打扫屋子。那些拥有足够的心理资源，有能力当好父母的人往往拥有能让他们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的资源。”有些父母从不和他们的孩子玩耍，所以当他们的孩子自己变成父母的时候，他们也不曾意识到和自己的孩子玩耍是很重要的任务。这种残缺非常显著，即使那位父母明知摄录机在工作，摄录机还是会记录到这些表现。这些都是巴尔的摩营养不良治疗中心通过拍摄低收入家庭中的亲子生活而得到的发现，这一行动旨在让父母看到自己的错误。在一段录像中，一个小男孩坐在一张高脚凳上把食物拿来玩而不吃。他的母亲看了一会儿，然后抽出一本杂志开始看。他的嘴里什么也没吃，而她视而不见。在第二段中，还是这个男孩，他坐在地板上，把积木放到一个塑料桶里。她母亲看着她，打了一下哈欠，低下头，闭上了眼睛。她和儿子之间没有任何互动。第三段中，母亲和孩子都坐在一张矮桌旁边，各顾各地玩着塑料积木。工作人员已经告诉过她，“和你的孩子一起玩”，但她显然认为那指的是就当孩子不存在似的玩耍，或者把自己当成孩子去玩耍。搭起一堆积木后，这个男孩骄傲地说：“妈咪，看。”她用讽刺的语气反复嘲笑他，“看看我做的，妈咪”。然后，她不管孩子，自己就要把积木搭成标签上画的形状。那个男孩伸手去拿她面前桌子上的一块积木。她把它抢走，凶巴巴地说：“不行！”然后她甚至把他搭好的积木堆拆掉，把其中的几块用在她的积木建筑上，在整个过程中，她还嘲讽地对他说：“妈咪，看！妈咪，看！”在第四段中，他们又坐在那张矮桌旁边，各自拼着拼图。那位母亲把她的拼图托在大腿上，向上倾斜着，这样她的儿子就看不到了。那个男孩捡起了他的拼图，那本来是一整块的，然后把它翻转过来，拼图碎片哗啦一声倒在了桌子上。“你得把它们全拼起来！”她厉声说道，“你把这里搞得乱七八糟！”那个男孩平心静气地玩着，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的碎片拼到一起，而那位母亲继续拼着她自己的拼图，除了责备她的儿子之外，就不再理会他了。对此我们能做点什么吗？能教那些本身极度缺乏父母之爱的父母们怎么育儿吗？杰基·卡茨觉得可以。就在5月的一天早上9:30之前，她大步走向特拉华州韦伯教养所。那是一座旧砖砌成的小楼，就在纽瓦克市和威明顿市之间的一家保龄球馆的附近，周围环绕着带刺的铁丝网。她按下一个按钮，然后被放进了一个小接待室。在那里，她面对着一面墙，那面墙由金属网和四分之三英寸厚的铁杆加固的沉重的门构成。一张轮廓鲜明的看守的脸出现在一扇小窗后面。他认出了杰基，转动钥匙，把门拧开让她进来。在里面，她把她的钥匙和驾驶证都交了出去，接受一个手持金属探测器的扫描，然后在访客日志上签字。在“来访事由”的那一栏她写的是，“育儿”。杰基个子很高，身材苗条，褐色的长发直接披在肩上，她的成长过程很贫穷；在她十一岁的时候，父亲死在了监狱里。她自己本身就没怎么得到过父母的养育，而且她已经把缺失的部分当作自己现在要给他人上的一系列课程。在楼上的一间小室中，天空透过许多粗大的被栅栏挡住的窗户露出来。七个穿着崭新的白色连身衣裤的男人站着，反复喊着：“早上好，杰基！早上好，客人！”然后他们坐在双层床铺上，床铺很整齐，就像在军队里一样。他们正打算把卖可卡因、伪造支票、持有致命武器和其他非暴力犯罪的事情说完，但是当他们谈到自己孩子的时候，所有的苦难都烟消云散了。在杰基和其他帮助者教他们如何给予孩子不加修饰的、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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